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！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

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(fāngtāo) 通讯员 马磊 接上篇：良渚日，再深入(shēnrù)一点：寻找董聿茂（上） 从水路过陆路，步步转运，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，1940年底，西湖博物馆又转移到了(le)丽水三岩寺(yánsì)。 董聿茂是奉化人(rén)，他知道奉化已经沦陷，叫来同村老乡康美业，让他负责管理标本，同时跟着冯谋鸿先生(xiānshēng)学习采集制作动物标本。 那年康美业18岁。董聿茂(dǒngyùmào)反复叮嘱他要勤俭创业，物尽其用，每次制作昆虫(kūnchóng)标本，总是算好所需昆虫针的枚数，定量发给大家，不允许随意浪费。董聿茂发给康美业一把解剖刀，他用了再(zài)(zài)磨，磨了再用，直到1977年退休。 博物馆除了展出(zhǎnchū)工作(gōngzuò)停办外，采集、制作标本和资源调查等日常工作，依然有序进行(jìnxíng)。大家学习采集蝴蝶标本，自己做猎枪子弹，有条件时就把带来的(de)标本材料临时展出。董聿茂还给大家上动物学课程，鼓励(gǔlì)年轻人多读书，指定了阅读书目，还要定期考试。康美业不敢偷懒，这为他日后的博物馆工作打下了基础。 逃难没有目的地，1941年，大部队(bùduì)又辗转到了松阳南洲村。 “C位就是董伯伯(bóbó)。”马磊指(zhǐ)了指博物馆迁徙松阳时的职员合影，如今挂在自博办公区的文化墙上。 C位董聿茂，右(yòu)一钱惠馨，左四钟国仪，右四钟钱伉俪的二儿子 1939年(nián)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，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(dǒngyùmào)被竺可桢校长委派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，董聿茂同时还兼着(zhe)西湖博物馆的馆长，这时(zhèshí)博物馆已迁到永康，他要搭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，往返一次需时三天。 此时，爸爸(bàbà)骑一辆自行车，一大早从龙泉出发，骑十几里路，到松阳南洲(nánzhōu)村时已是(shì)下午。董振一说，有次刹车坏了，爸爸摔了一跤，又继续骑。 1941年夏天，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。动身(dòngshēn)那天，家人和随行物品都上船了，8岁的董振一也在船上，但是(dànshì)，爸爸(bàbà)不放心博物馆人员和标本物品，又跑回了馆里。 他刚到馆里，康美业就听到了(le)日军飞机的(de)隆隆声，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岩寺旁的一个山洞跑去。进洞后不久，头顶响起了阵阵轰炸声，从洞中望去，山石崩落，尘土飞扬。约一刻钟后，洞外没了声响(shēngxiǎng)。 穿过(chuānguò)火海，赶到船只(chuánzhī)停靠的大水门外，许多(xǔduō)船已被炸。一条船上，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，董聿茂上前探问，给他一些钱，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治伤。 在溪对面的(de)大树下，他终于看到了夫人和孩子(háizi)，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，那里有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书籍(shūjí)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。 康美业回忆，找到了，那只船已被炸得(dé)支离破碎，船上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，其余皆散落水中(shuǐzhōng)。 “他当时那种怅然的(de)神情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，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(zhōng)，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的神情。”康美业这样写道。 董聿茂请渔民帮忙打捞残留书稿，把其中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(rì)文书赠送给了(le)康美业。 然而，1941年7月(yuè)，教育厅(jiàoyùtīng)却下令停办西湖博物馆，遣散所有人员，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，让董聿茂把全部馆产交给“松阳县(sōngyángxiàn)民众教育馆”接收。 丽水已经沦陷，松阳也许很快失守(shīshǒu)。董聿茂知道，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(mínjiàoguǎn)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。 康美业记得(jìde)，明明自身难保，董聿茂(dǒngyùmào)还在记挂两件事：如何安排我们这些“失业”的人(rén)，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。 许多单身汉领了三个月薪水的遣散费后自谋生路去了，康美业的父辈(fùbèi)与董老为故交，奉化已沦陷，他把(bǎ)美业留在(liúzài)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。 在康美业的描述(miáoshù)里，此时，董聿茂“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”：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，自费承担(chéngdān)收藏馆内所有藏品、标本和图书资料，自己(zìjǐ)雇船和钟国仪等人把所有博物馆(bówùguǎn)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。 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，都留下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(shì)。 过去，我们用“斗士”来形容拼命保护文物遗产的(de)毛昭晰，然而1997年，在董聿茂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，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(cí)：“董伯伯(bóbó)真是(zhēnshì)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他是优秀的学者，也是正义的斗士。” 此时，同样是奉化人，毛昭晰全家也避难也到了龙泉(lóngquán)。 1942年春夏之交，日寇进犯(jìnfàn)浙东，金华(jīnhuá)、丽水相继失守，龙泉也很危险。 浙大(zhèdà)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在这年6、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(sōngxī)。到9月间，日寇从丽水撤退，毛昭晰就读的树范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，而浙大龙泉分校仍在福建(fújiàn)松溪。 为了不让(ràng)毛昭晰辍学，毛路真让他一个人从松溪返回龙泉读书，嘱咐他，到了龙泉后找董(dǒng)伯伯。 毛昭晰13岁，背了一个小包袱，穿了一双草鞋(cǎoxié)走(zǒu)了四天，找到了董伯伯。 董聿茂为了疏散和保护(bǎohù)西湖博物馆的藏品，坚持不离开龙泉。看到毛昭晰，热情接待，让他在(zài)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。 董(dǒng)伯伯(bóbó)租住的民房在龙泉县城的水南，有七、八间房子，大多堆着木箱。毛昭晰知道，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的文物、标本和图书仪器，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很挤。 这座房子有一个小小的花园(huāyuán)，长着一些杂树。每天一早，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(yīngyǔ)和古文。晚上，董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。 董振一说，爸爸虽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，但工资(gōngzī)的(de)积蓄终究有限。为了维持(wéichí)生活，爸爸又自费租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，种蔬菜，他跟在爸爸后面(hòumiàn)帮忙拔草，妈妈养了一头猪。爸爸节衣缩食，省下钱来租民房，把图书标本、历史文物保存起来。 同时，董聿茂又把(bǎ)钟国仪和(hé)顾剑谊介绍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(gōngzuò)。韦植说，董馆长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，好在他朋友多，介绍康美业去粮站(liángzhàn)工作，管仓库，在粮站拿工资，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问题。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。董振一说，除了打猎(dǎliè)。 马磊1997年进单位，馆里还有6把(bǎ)猎枪，当时(dāngshí)做标本都是馆员自己去采集。 爸爸枪法很准，尤其(yóuqí)打老鹰(lǎoyīng)，“百发百中”，他教大家，射击要略偏老鹰前面一点，子弹飞行还有一段距离，这样才能一枪命中。 毛昭晰还小，跟在康美业后面(hòumiàn)叫，美业哥哥，给我打一枪。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，坚持要来院里接受采访(cǎifǎng) 抗战(kàngzhàn)中还有一件事，也被不同的人提起。 姜乃澄执笔的《董聿茂教授传略》一文中讲到，日寇占领了南京(nánjīng)、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后，在南京成立了“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”，接管沪(hù)杭各地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，在杭州建有“杭州出张所”（注：日语出张所，即办事处）。1942年，日本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(yǐjīng)停办，曾有一位(yīwèi)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(yào)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，被(bèi)董聿茂断然拒绝。 韦植1951年(nián)到西湖(xīhú)博物馆(bówùguǎn)工作，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，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，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(de)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，做库藏。对于这一段故事，他有另一番回忆：“日寇占领杭州(hángzhōu)后，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，负责人恰好是先生留日的同学，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，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。先生虽挂念博物馆，但昔年同学已在敌国(díguó)，焉能失辱民族大节，乃凛然回绝，一直留在龙泉坚持(jiānchí)至抗战胜利。” 细节略有不同(bùtóng)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，曾有一个强烈的感受，从上帝(shàngdì)视角俯瞰(fǔkàn)、全局回顾的历史(lìshǐ)和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不同的，对同一真实事件有不同角度(jiǎodù)的观察和叙述，存在差异，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，都需要保留。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，教育厅知道(zhīdào)西湖博物馆的财产保存完好，又下令在龙泉恢复(huīfù)办馆。 董聿茂(dǒngyùmào)决定不再担任馆长，以抗议教育厅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(de)命令。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(bǎocún)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、自然标本(biāoběn)和图书仪器。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袭击被炸损失外，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、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完好保存，直至今天。 《浙江通志》有一条数据(shùjù)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，馆藏自然类(lèi)标本达11289件。 1945年夏天，毛昭晰在龙泉考入(kǎorù)浙江大学龙泉分校，文学院史地系。8月，日寇投降，学校通知(tōngzhī)他们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。 董聿茂回到杭州(hángzhōu)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、系主任(xìzhǔrèn)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1952年2月。 当时浙大有一条制度，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一些文科的课程(kèchéng)，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。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，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《General Biology》，每周上课三小时(xiǎoshí)，外加(wàijiā)一个小时的实验(shíyàn)。“董伯伯(bóbó)讲课条理清晰，重点突出，使人很感兴趣。” 考研究生时，他选择了与(yǔ)生物学密切相关的“人类学”，“这和董伯伯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(fēnbùkāi)的。” 1951年，董聿茂到毛昭晰家里找(zhǎo)他。此时(cǐshí)，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，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。 董聿茂想到(xiǎngdào)毛昭晰读的(de)人类学专业所包含的学科如体质人类学、化石人类学、考古学、文化人类学等等，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(bǐjiào)密切，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。 毛昭晰的理想是当教师，婉拒了(le)董伯伯的邀请。 但，我们都(dōu)知道了后来的事。 “人生真是奇妙。当年董伯伯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，我没有去。三十多年之后(zhīhòu)，我却在他当过(dāngguò)馆长的这个馆兼任(jiānrèn)了好多年馆长。董伯伯开心地笑了，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地方。”他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这样写道(xiědào)。 董聿茂对毛昭晰说(shuō)，他希望浙江省(zhèjiāngshěng)的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博物馆，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。 后来，毛昭晰又对更多后辈说过同样的话：“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(xuéxiào)。”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(shíxiàn)。 董聿茂一直叫韦植“小韦(xiǎowéi)”，从22岁(suì)进西湖博物馆，一直叫到小韦退休。 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创立21周年合影，韦植帮我们认人：董聿茂、钟国仪、钱惠馨、康美业、何天行（时任历史部(bù)主任）…… 那年，韦植从安徽大学农学院(nóngxuéyuàn)森林系毕业，堂兄弟“大韦”韦思奇，杭大农学院毕业，有两个选择，一是去南京大学，跟着小麦专家金善宝(jīnshànbǎo)，做他的助教，二是(èrshì)去西湖博物馆，听说董馆长要人。 1951年，大韦拉着小韦，你陪我去看看(kànkàn)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。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，职员家属都住在院里(yuànlǐ)，竹竿搭起来(qǐlái)晒着衣服，院子里种满菜。 大韦(dàwéi)说，这个地方好，可以安家。 董馆长很高兴，希望大韦来这里工作(gōngzuò)。 还有这一位呢？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(xiǎowéi)。 小韦说，我现在还没有定(dìng)。如果没有工作，我准备去丽水林业学校(xuéxiào)教书。 你不要去(qù)了，你也到博物馆(bówùguǎn)里来吧。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，你们去教育厅报到吧。 第二天，大韦上午报(bào)到，小韦下午报到。 “先生常说(chángshuō)博物馆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，学术研究的原始(yuánshǐ)依据是十分重要的，越充实越详细(xiángxì)则越好，自己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，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。” 一次，浙师院师生去舟山野外实习，董聿茂和韦植同去。董先生在海边(hǎibiān)指导大家(dàjiā)怎样跋泥涂采标本，在泥涂中只能赤脚，叮嘱必须掌握涨潮时刻(shíkè)，及时上岸。 回来，大家都很疲惫，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，又继续(jìxù)指导大家如何处埋标本，如何作好记录等等。韦植(wéizhí)第一次才明白，做只水生动物(shuǐshēngdòngwù)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，固定和淡水反复浸洗等许多手续。“先生(xiānshēng)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，不准马虎。“ 标本(biāoběn)采回馆，也没有结束，董聿茂还要办汇报展览，就是在工作室内把标本摊开(tānkāi)，让全馆同事来(lái)参观、评议和检查。“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？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。” 1953年，西湖博物馆(guǎn)更名为浙江博物馆。“小韦(xiǎowéi)啊，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起来的。”董聿茂说，两个馆并在(zài)一起，一个是人文科学，一个是自然科学，办不好的。 1984年7月，浙江省博物馆的(de)自然部分单独建制，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。韦植是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(dìyīrèn)馆长，但是馆里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，玻璃瓶标本没地方摆(bǎi)，只能放在屋檐下。 韦植记忆中，1987年冬天下大雪，下了一晚上，好多药(yào)水泡的鱼类标本、爬虫类标本被(bèi)雪压破了。 “董馆长已经不当(bùdàng)馆长了，这个事情我不敢告诉他，他会伤心的。”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，对方说，把标本放在文物(wénwù)库房挤一挤好了。 “文物和标本这两类，不能摆在(bǎizài)一起(yìqǐ)，标本都是酒精、福尔马林。文物库房的标本，用的是樟脑丸、樟脑粉，万一有个火灾，文物就会毁掉。”韦植(wéizhí)不同意。 1988年，标本楼批下来了，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(suǒzài)。 标本楼建成，韦植去家里看(kàn)董聿茂。他发烧很多天了。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，突然来了劲头，“有了标本楼，你们要好好干，不同(bùtóng)的标本要分类，仪器(yíqì)、图书和标本要分开……” 小韦当时想，已经不当馆长了，你操这个(zhègè)心干啥？ 2个月后，1990年1月12日(rì)，董聿茂去世。 “董(dǒng)馆长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，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的。”多年之后，韦植完全理解了(le)董聿茂。 1987年春天，杭州大学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西湖风景区春游，董聿茂和毛昭晰都在(zài)其中，那年，董聿茂90岁，年龄最大。在玉皇山(yùhuángshān)顶的饭店(fàndiàn)吃午饭的时候，年纪最小的毛昭晰，被推举代表教授们(men)讲几句。 他(tā)毫无准备，抬起头，董伯伯(bóbó)正坐(zuò)在对面朝他微笑，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情景：“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，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和董伯伯一样的健康长寿。” 马磊发来一条微信：“人的生命(shēngmìng)分很多种，博物馆也是董馆长的孩子，永远(yǒngyuǎn)活着。” 1986年6月2日，余杭仓前的(de)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，毛昭晰请了(le)(le)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行、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(huángxuānpèi)等在那边开会。一听良渚反山有重大发现，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。 阿达，你不要动哦(ó)。毛昭晰对发掘领队王明达说。 什么不要动？王明达问(wèn)。 为了确证(quèzhèng)所发现的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，牟永抗(móuyǒngkàng)让王明达(wángmíngdá)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(tiántǔ)，露出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。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，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。“快叫牟永抗，快叫牟永抗，确定了！确定了！”王明达大嗓子(sǎngzi)一喊，大家围在墓坑边，除了玉琮外，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。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(qǐngshì)省领导。王明达日记： 6月10日，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(wénhuàtīng)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。6月27 日，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等视察反山工地(gōngdì)，以后又数次(shùcì)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。 本来(běnlái)的补贴——给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0万(wàn)、浙江越剧团10万，李德葆拍板，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。 那时，毛昭晰(máozhāoxī)告诉他的董伯伯了吗？ （感谢陈水华(chénshuǐhuá)、马磊、王卫东、彭亚君、方一锋、吴庐春对本次(běncì)报道的支持）